中疾控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曾光:全世界第二阶段抗疫胜利会首先属于中国_无创轻柔正骨,月林堂

2020-12-26 作者 elbert

中疾控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曾光:全世界第二阶段抗疫胜利会首先属于中国

2020-12-26 09:03
来源:搜狐健康

原标题:中疾控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曾光:全世界第二阶段抗疫胜利会首先属于中国

12月23日,由北京协和医学院培训中心独家学术支持,搜狐网、搜狐健康主办的“2020搜狐健康论坛”在北京搜狐媒体大厦隆重启幕。论坛聚焦“疫情常态下的健康价值传播”,近20位嘉宾从价值公卫、价值医疗、价值医药链接三方面诠释了大会主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曾光出席论坛并作《公共卫生与政府领导力》演讲。曾光表示,公共卫生是捍卫和促进公众健康的事业,公共卫生专家有三个工作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最基本的层次,即进行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做疫情研判;第二个层次是要攻坚克难,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第三个层次,也是最高的层次,是要在关键时刻提出公共卫生对策和建议。

从2003年应对SARS到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曾光回顾了中国举国体制防控传染病大流行的经验。他认为,面对疫情,只要科学家与决策者能够进行有效互动,科学的齿轮带动权力的齿轮一转动,情况就会有很大的转变。

“我们国家为什么能够比西方国家做得好?关键是科学受到尊重,科学家受到尊重,而且我们的决策者非常睿智,能够及时采纳建议,执行非常坚决果断,把中国的体制优势发挥得非常彻底。”曾光说。

当前,我们已经结束了与新冠斗争的第一战疫,即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与新冠病毒做斗争。第二战疫是从现在开始,从疫苗接种,到人类获得免疫,还要经历漫长的过程。但曾光认为,我们应该充满自信,因为中国有双重优势,第一个优势是举国体制,第二个优势是中国疫苗走在世界前面。“我相信只要我们自己不麻痹大意,那么全世界第二阶段抗疫的胜利首先是属于中国的。”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曾光出席论坛并做精彩演讲

以下是曾光演讲全文:

谢谢搜狐健康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来谈公共卫生与政府领导力。

这样的题目很少出现,大家对公共卫生的理解往往都是表面的。什么是公共卫生?好像一般人认为,公共卫生就是传染病来了以后搞搞现场调查,实际上,公共卫生的含义非常广泛。

公共卫生是捍卫和促进公众健康的事业,公共卫生专家所做的事情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最基本的,就是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做疫情研判。例如新冠病毒来了,公共卫生专家最早到现场采样和调查,研判形势。

第二个层次,公共卫生专家要攻坚克难。被称为“天津福尔摩斯”的张颖女士是我的学生,她是我们培养的现场流行病学的三期毕业生,她的工作高一个档次,别人解决不了的难题她要解决。她的工作相当于医学侦探,在大家都迷茫恍惚,对传播来源不清楚的时候,需要这样的专家突击解决问题。

另外还有第三个层次,也是公共卫生专家最高的层次,就是要在关键时刻提出公共卫生对策和建议。

大家对这个(第三个层次)可能不太清楚,我自己感觉颇深。我从事医学工作55年,公共卫生工作40年了,做了十几年的流行病学首席专家,经历大大小小很多战疫,从SARS开始,我们就开始“打大仗”了。

SARS一开始在广东,后来主战场变成北京。当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相当严重,大家知道人民医院是我们国家非常优秀的医院,知名度很高的医院。这个医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跟卫生部对门,但恰恰成为了全国医院中感染最严重的医院。

当时我是首都SARS防治指挥部的顾问,我们就请战,因为首席专家就应该出现在最应该出现的地方。我们到人民医院深入病房进行现场考察,发现情况确实惨不忍睹,因为这是一家没有准备好的医院,却不得不接收SARS病人。当时医院住满了病人,病房之外找病房,难度之大,甚至锅炉房、洗衣房都变成了病房。医生含着眼泪说,第一次看到政府派人,进入我们的病房,他们告诉我:“我正在发热,很可能已经感染了。”“我现在还在执行任务,一下班就是病人。”

考察过程中发现,医院感染非常严重,因此大胆提出这个国内外知名的三甲医院必须封院。这只是专家提议而已,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建议被首都SARS防治指挥部立即采纳。他们关心的是一个问题:病人怎么办?我们当时提出建议,将病人向远郊区转移,因此小汤山医院得以建立。

这一战疫成了北京战疫的转折点。这就是公卫专家和决策者、和政府的互动,也就是说,如果科学的齿轮能够带动权力的齿轮,一转动,情况就不一样了。

我再举第二个例子,这次我有幸以一个退休公共卫生人员的身份,被国家卫健委邀请,参加高级别专家组到武汉考察。事情过去了,我们再想一想,我现在想到的是什么?谁组的队?谁派我们去的?是决策者。我说不来这个决策者是谁,但是我知道他下了一步高棋。

因为当时武汉的情况是混沌不清的,从发现疫情到我们去已经三周了,在科学上已经经历了一个探索过程。人类对新发的冠状病毒认识不清楚,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暴露的不充分,它经历了一个从环境到人的过程,一开始接触的是被污染的海鲜产品也好,穿山甲也好,竹鼠也好,感染到人以后,我们把密切接触者隔离了,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没有二代病例,它的传播性强还是不强?另外,它的症状到底严不严重?早期判断症状的话,似乎不比往年冬天出现的病毒性肺炎严重。到底应该怎么办?还在探索。随着时间的进展,它的传染性一点一点暴露出来,但是大家的观念不统一。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要继续观察下去?我觉得一步高棋就是调集高级别专家组出现在武汉。

2020年1月18号下午3点,我接到通知,要求当晚赶到武汉。我们到武汉都是深夜了,第二天早上大家6个人互相见面才知道彼此,甚至我和中心主任高福见面后,我才知道有他,他才知道有我。

我们在那儿工作时间虽然不长,考察时间不长,但是高级别专家组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大声疾呼:疾病是人传人的,而且进入了社区传播,不要犹豫,不要争论了!防控!这就彻底结束了过去的混沌状态,统一了专家、行政管理人员、媒体人和老百姓的认识。

怎么应对形势?2020年1月20日,高级别专家组上午面对国务院的主管领导,下午面对全国媒体,又提出来武汉人能不出来尽量不要出来,外地人能不进来尽量不要进来。我很荣幸,是我代表专家组发出这个声音。

我们做公共卫生的人,都清楚疾病是如何流行的。我们看的不光是有多少病人感染,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个疫情发展这么长时间了,有多少人已经暴露了但还处在潜伏期,有多少人刚度过潜伏期,有点症状却没有去就诊,有多少人就诊了但没有被诊断,以及还有多少人被诊断了还没有报告,因为当时新冠还不是法定报告传染病。

另外,我们深知1967年中国有一个悲剧,红卫兵“大串联”诱发了流脑的全国大流行,导致全国300万人发病,16.4万人死亡,主要是青少年。当时因为免费乘车、住宿和吃饭,全国红卫兵都出来了。火车上下三层,行李架上、地下都是人,挤得密密麻麻的,结果传染病一流行,造成了这一后果。

因此,我们必须把这种危险性告诉国家领导人,告诉社会。建议提出后,隔了一天中央就决定武汉封城,23号实施,而且实施得很坚决。

当然,这是一次很悲壮的封城,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武汉人民辛苦了。这是一次没有预案的封城,武汉人的衣食住行都被颠覆了。封城以后,疫情没有马上结束,而是还在武汉快速传播,但是已经传不到外地去了。2020年3月18号,武汉首次报告无新增确诊病例,取得了胜利。

《Nature》杂志9月份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外学者联合研究武汉封城》指出,武汉如果再晚封城一周就是3个武汉,如果晚两周,都是7个武汉,如果晚三周,就是18个武汉。我们可以想想,一个武汉就够我们招架了,远远超出武汉自己能够承受的能力,调动了全国1/4呼吸科、感染科、急救科的精英。

所以,这又是一次科学家和决策者的互动。我们国家为什么能够比西方国家做得好?关键是科学受到尊重,科学家受到尊重,而且我们的决策者非常睿智,能够及时采纳建议,执行地非常坚决果断,把中国的体制优势发挥得非常彻底。

现在想起来也有一点后怕,因为中国的基础医学底子太薄弱了,临床的容量相当小,比较西方国家,我们的ICU、负压病房容纳量小得多。如果我们出现像美国这样的情况,情况会比他们严重得多。我们做到了预防为主,做到了关键战疫的早期战疫的胜利,早期战疫胜利后,我们就有机会对再出现的病例清零。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像西方国家,哪个国家清得了零?他们在疫情走势高位下不得不复工,不得不活动,形成了恶性循环。

我们现在已经结束了与新冠斗争的第一阶段战疫,人类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与病毒做斗争,中国在大国里面肯定是做得最好的。第二阶段战疫从现在起开始疫苗接种,到人类获得免疫,估计这段时间还要长于第一阶段,恐怕发病死亡人数要远远超过第一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充满自信。因为中国有双重优势,第一个优势,举国体制的优势。第二个优势,中国疫苗走在世界前面。我相信只要我们自己不麻痹大意,那么全世界第二阶段抗疫的胜利首先是属于中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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